在上篇中我未寫什么實質(zhì)的史料內(nèi)容，但是與網(wǎng)友的互動中講到一個論點，即如果蔣介石不圍剿抗日同盟軍，那么同盟軍與華北下一步的抗日形勢會如何？下面先來看兩位網(wǎng)友的觀點：

　　既然都談到了這個話題，那么我們不妨就來個猜想，當然，歷史不能輕易假設(shè)，但是我們總是可以根據(jù)既有史實用邏輯思維作出一定的估計的吧？我的看法是：

　　顯而易見，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來自華北各地的義勇軍就屬于筆者與上述兩位網(wǎng)友所說的類型，包括從偽軍中反正過來的土匪劉桂堂（綽號“劉黑七”，流竄華北五省，為禍多年）當時都可能是這樣的心態(tài)，他既然是亡命之徒，那么就不需要講什么尊嚴和道德，雖然1937年全面抗戰(zhàn)后他又投靠了日本人，可是在當時來講，他突然反正無非就兩個原因：一是可能良心發(fā)現(xiàn)，恰好在矛盾困惑之時聽到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于是就“浪子回頭”；二就是可能在偽軍那里混得不好。但不管如何，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繼續(xù)做偽軍還是反正他總是衡量過個中厲害關(guān)系的吧？那么按邏輯推論就順利成章地可以想象到，當時他對抗日就是比較有信心，有興趣，對不？

所以說，論當時北方的抗日形勢好、還是不好，還需要打個大個問號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可惡可恥可恨之處，他在南方剿共沒功夫分神，不能或不愿意分兵北上抗日，這也就罷了。那讓同盟軍們自己在那里打日本鬼子總可以了吧？十幾萬人在那，日本人就算全力掃蕩怎么也得一年半載吧？除去真心積極抗日救國的外，其它沒那么積極的或權(quán)宜之計的部隊，人家不過就是不想做亡奴求個最基本的生存而已， 這些想法和做法到底哪里惹著犯著了我們的“千古完人”蔣介石？？

　　有些人可能會說，因為蔣介石要統(tǒng)一全中國，所以必須首先要實現(xiàn)軍政統(tǒng)一，這貌似有點道理，然后我又有下面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他要統(tǒng)一中國，帶頭抗日恰恰就是最好的辦法。

　　正如上述論證，只要蔣介石以中央政府名義支持抗日，哪怕他自己不派兵參加，但北方的武裝力量總是要生存的，他們自己本身就要反抗，蔣介石大可以在后方充當指揮或暗中提供一些援助，如此，你說北方的軍閥會不聽他的指揮嗎？統(tǒng)一北方還是遙不可及嗎？其次，在南中國里，當時只有粵系與桂系尚不受蔣直接控制，但只要蔣介石表示要抗日，不管以何種形式，桂系和粵系至少公開的聲明里就一定會服從南京政府，因為直到1936年，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陳濟棠發(fā)動“兩廣事變”反蔣打出來的口號就是“反蔣抗日”——實際上是他們自己與日寇勾結(jié)，但由此可以證明，自“九一八事變”以后，只要是個人物，以抗日為名振臂一呼，那必然是天下咸服的，所以，你說蔣介石是不是倒行逆施？

　　至于共產(chǎn)黨，在“九一八事變”后的第4天就發(fā)布了《中央關(guān)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雖然內(nèi)里有王明錯誤的“武裝保衛(wèi)蘇聯(lián)”的激進主張，但是其中心思想仍然是號召全國民眾團結(jié)一致來救亡圖存，并且還對東北抗日作出了具體的指示，偉大的抗聯(lián)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dǎo)下成立的，所以共產(chǎn)黨就更不是問題。進一步講，斯大林也會通過共產(chǎn)國際要求共產(chǎn)黨配合蔣介石，因為抗日對蘇聯(lián)有百利而無一害。事實上，蔣介石“唯一領(lǐng)袖”的地位就是在“西安事變”后才確立的，此前多年間持續(xù)不斷的“反蔣風(fēng)波”就是他“空頭領(lǐng)袖”的鐵證。

綜上所述，完全可以證明，只要蔣愿意祭出抗日大旗，那么他就能實現(xiàn)全國號令統(tǒng)一，別的人物再怎么高調(diào)、再怎么想奪權(quán)，但他始終是“正統(tǒng)”，誰爭得過他？而實行“攘外先安內(nèi)”的錯誤政策只能使四分五裂的中國更加分裂，加之他專擅以權(quán)謀詭計與錢權(quán)色去駕馭群雄，那么就更沒有人服他了。也所以1930年中原大戰(zhàn)后，蔣自以為“天下大定”，然而反對他的人和事仍然不斷涌現(xiàn)，他為此而弄得焦頭爛額、疲于奔命——名符其實累人累已，禍國殃民。

　　那么，蔣何至于愚蠢至斯連有“龍椅”坐都不想坐而非要兄弟鬩墻致喪權(quán)辱國而遭天下人唾罵呢？精明如蔣會那么無知嗎——事實上他非常清楚惡劣后果，就讓他自己來說說他到底是為了什么而情愿千夫所指：

“如果我只是考慮到自己的名望的話，那事情就好辦了——我只要對日宣戰(zhàn)就行了。這樣一來，全國就會贊揚我，把我捧上天。那末，為什么我不這樣做呢？為什么我反而被人懷疑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國家社稷給斷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擲地拿國家去拼。我必須想到國家的前途，我不能為我的個人名望而犧牲全中國”。（《蔣介石傳》，董顯光，第149頁）

　　說來說去還是“反抗即亡國”的謬論，這么說來，蔣是因為軟弱無能或忍辱負重嗎？其實，不難看出他完全是在自欺欺人東三省他敢不要，熱河他敢不要，察哈爾與河北他都敢不要，連上海的主權(quán)他都不要了，那還說什么“不能把國家社稷給斷送掉”豈不是自相矛盾？怎么解釋得通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無它：請參考本連載的《1912-1929：蔣介石出賣東北的前罪》，好好去翻一翻遠至蔣公介石青年時期的人生觀與經(jīng)歷就會發(fā)現(xiàn)，他寧愿做賣國賊也不愿意做抗日英雄的原因還是筆者一直所持的觀點：他愛日本，所以他才先“安內(nèi)”，因為他要建立一個心目中可以與日本友好相處的”理想國”，顯然一個抗日的中國是他不愿意接受的——1974年8月 15日，當時早已躺了差不多三年半病床、靠藥物維持著垂危生命的蔣介石竟然命蔣經(jīng)國將自己的《日記》與部分國家機密檔案一古腦打包給了日本的《產(chǎn)經(jīng)新聞》，親自命題[中日關(guān)系八十周年]連載這些內(nèi)容，這就是后來長達8卷、含幾百萬字的、研究蔣介石歷史最權(quán)威、最重要的一份史料《蔣總統(tǒng)秘錄》的由來，為何他要這樣做呢？

答：因為日本與臺灣斷交，選擇了共產(chǎn)黨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此連載共進行了650天，直到他去世后還繼續(xù)連載了一年多，因此，說“反共救國”是蔣公遺愿這應(yīng)該沒人有疑義吧？那么與這個“至死不渝的夙愿”一起交待的身后事之份量自不必多言也，蔣介石一生都對日本一片“癡心”，就像一個懦弱的男人愛著一個多次背叛過他的女人一樣的愚蠢、可悲、可憐。所以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他就在當晚的《日記》中寫下：“內(nèi)心毫無快樂之感”的語句，所以他要“以德報怨”日本，所以他情愿拖累國軍進軍東北，也要動用全國80%的陸、海、空運運送400萬日軍與日僑歸國，所以他在敗退臺灣以后自動派人四處去菲律賓、去韓國幫日本做公關(guān)，要求他們盡快與日本建立外交關(guān)系……..（這些秘辛在往后的連載會一 一披露）。

So,這都不是真愛那還能是什么？

　　好吧，開始進入正題。

一、同盟軍沒有得到蘇聯(lián)支持

　　先澄清這一點史實，是因為有必要奉勸一些特別喜歡歪曲事實和搞針對的專家們，不要妄圖污蔑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純潔”。

我與吉（鴻昌）、石（友三）接洽后，才以俄文“鄧世華”的名義去見蘇聯(lián)駐天津總領(lǐng)事（原作者備注：姓名記不清了）……（略），我說：馮鑒于南京蔣、汪對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他決心團結(jié)義勇軍和民眾力量，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實行民眾武裝抗日。馮不僅認為抗日是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神圣義務(wù)，也認為是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一個組成部分。馮始終認為蘇聯(lián)是中國人民的、也是他本人的最可靠朋友。自南口之戰(zhàn)（第三次直奉戰(zhàn)爭）至參加北伐，實際上得到了蘇聯(lián)不少的具體幫助（原作者備注：我列舉了任江、林享克、烏斯?jié)M諾夫等顧問團先后到馮處工作，以及千辛萬苦經(jīng)大戈壁灘接濟械彈的事實）。所以在此次秘密準備組織民眾抗日武裝時，事先命我來告訴您，并征詢您同蘇聯(lián)各方面的意見“。

　　這時，總領(lǐng)事馬上起立，并莊嚴地說：“我可以大膽地說，我個人就可以代表我們的人民、黨和政府對馮先生表示敬意。您知道我們蘇聯(lián)歷史上就是反侵略、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的，所以對于馮先生組織抗日同盟軍是絕對的贊同和支持的”。

　　我便接著問：“那么蘇聯(lián)可不可以象北伐前夕和北伐時那樣具體支援呢？馮所缺乏的是武器，以前蘇聯(lián)由庫倫經(jīng)大戈壁運槍彈到阿拉善，那是多么艱難。將來民眾抗日同盟掌握了察東，由庫倫到多倫，不但路程較近，又不用經(jīng)大戈壁，比較更為方便”。

　　總領(lǐng)事?lián)u搖頭說：“既承馮先生把我當個真心朋友，在準備時期就將此種消息告訴我，我也不客氣，以最忠實的朋友資格，據(jù)個人的見解來竭誠奉告。除非我們（蘇聯(lián)）的對外政策，有了兩面作戰(zhàn)的決心，那時才有可能給馮先生以軍火援助。因為馮先生對日作戰(zhàn)，我們?nèi)艚訚祻?，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口實，助長其北進派的囂張氣焰。您須知道，我們還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敵呢？雖然這只是我個人意見，可完全是衷心的話。以免馮先生存有一個不現(xiàn)實的幻想，影響了他的實際軍事行動”。

我又說：“可不可以蘇聯(lián)不露面，而以外蒙古政府的名義幫助呢？”

　　他答：“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日本軍人也不是傻瓜”。他又頓了頓：“假設(shè)馮先生不是在現(xiàn)在這個地區(qū)——察哈爾，而是在綏遠以西，那樣也許可以提出這個問題談一談?！?/span>

　　總之。他堅決表示，現(xiàn)在蘇聯(lián)不可能在察哈爾幫助軍械。（《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之《回憶抗日同盟軍籌建初期的幾件事》/高興亞，第66-70頁）

　　筆者注：高興亞，時任馮玉祥機要秘書，曾留學(xué)蘇聯(lián)，此時為1933年3月下旬，高受馮玉祥秘令前去平津爭取抗日支援，期間曾說服吉鴻昌以及獲得了滿清名臣、著名愛國人士朱子橋先生的援助。

二、同盟軍三杰

　　原則上，抗日同盟軍的三巨頭應(yīng)該是馮玉祥與吉鴻昌以及方振武，但是由于馮玉祥的領(lǐng)袖地位以及今人對他的熟悉度的關(guān)系，我就不寫他了，把他的位置留給另外一個人——此人叫張慕陶，中共黨員，原名金印，今陜西旬邑人。是作為中共河北特別支部派遣到同盟軍中做工作的代表，也是同盟軍中所有共產(chǎn)黨員的代表，同時也是馮玉祥的特聘顧問，他為“馮共合作抗日”做了很多幕后工作，值得一提的，他是由周恩來命陳賡到天津指示中共平津支部負責(zé)人吳成方派遣的特派代表，按照《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中吳成方撰寫的回憶（《抗日同盟軍的醞釀與成立》）指出，陳賡當時對吳有4條指示，簡述如下：

（一）特殊軍事活動

（二）特殊政治活動

（三）保衛(wèi)組織

（四）情報工作

　　也就是通常的白區(qū)工作，當時中共的實際領(lǐng)導(dǎo)人是具有強烈左傾傾向的王明，而陳賡在交待吳成方工作時特別指出“你只要把工作搞起來，就可以根據(jù)具體情況辦事，不要執(zhí)行打倒一切的政策”（《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第2頁）——正是在這種靈活的指導(dǎo)精神下，才促成了“馮共合作抗日”以及同盟軍前期順利地組織了起來。

　　另外，除了中共的影響外，當時的馮玉祥其實也在尋求抗日，早在1932年他就曾受蔣介石邀請去南京準備參加抗日，但發(fā)現(xiàn)被欺騙后，他又跑去上海等地再度為抗日奔走疾呼，然而失敗了，此后他就開始謀求跟共產(chǎn)黨合作。正是因為雙方都有著共同的信念，共產(chǎn)黨才拋棄成見（畢竟馮曾經(jīng)出賣過中共）重新接受馮玉祥，雙方的合作自然也如魚得水，這也是能打勝仗的重要因素，但是后期隨著王明中央派來的柯慶施代替了張慕陶的工作時，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開始排斥馮玉祥與其它軍隊，不信任他們，使同盟軍的領(lǐng)導(dǎo)層出現(xiàn)了分裂。如果說“王明路線”只是同盟軍轟然倒塌的誘因的話，那么在解散之后由仍然堅持抗日的方振武與吉鴻昌組成聯(lián)軍，冒險南下進攻北平，那就完全是“左”的錯誤路線的產(chǎn)物，此是后話，在此不贅?？偠灾?，作為特派代表的張慕陶的位置很重要。所以筆者就仿“漢初三杰“來個“同盟軍三杰”，依次如下：

　　從左至右：蕭何——張幕陶；張良——方振武；韓信——吉鴻昌

　　第二位方振武——辛亥革命老將，攻克南京的功臣之一，還曾當過孫中山的海軍陸戰(zhàn)隊司令，后加入馮玉祥的國民軍參加北伐，在北方縱橫馳騁，二次北伐中作為先峰部隊與蔣介石嫡系的第一集團軍一起入濟南并出任濟南衛(wèi)戍司令，因態(tài)度堅定而被日軍通緝：

　　方振武將軍是正宗百戰(zhàn)名將，在同盟軍中擔(dān)任前敵總司令，僅次于馮玉祥， 屬于有勇有謀的類型。而吉鴻昌自不必說，馮玉祥在考慮人選的時候就首先指出“義勇軍（筆者注：指從東北和熱河退下來的抗日武裝）頭緒多端，各不相屬，誰指揮誰？恐怕都有問題。因此，要準備以曾在戰(zhàn)爭中著名的勇將來統(tǒng)一指揮，才易成功。我想到了兩個人，一為吉鴻昌，二為石友三?！保ā恶T玉祥與抗日同盟軍》第65頁）——馮玉祥之所以選這兩個人，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作戰(zhàn)勇猛，吉鴻昌綽號“吉大膽”，勇冠三軍，在收復(fù)多倫一役中他親披矢帶頭攻城，所以他自然是當之無愧的“韓信”。而馮考慮“石友三”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是東北人，皆因義勇軍多來自東北，當然最后還是被拒絕了，這只變色龍可不會輕易出頭。

　　但是公平地講，方振武與吉鴻昌作為舊軍人，都有各自的認知缺陷以及某些人生污點，如方振武就一直與馮玉祥面合心不合，長期在蔣、馮間呈騎墻狀。而吉鴻昌則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zhàn)中背叛了馮玉祥投向蔣介石，然而兩人又都同樣地走上了“復(fù)叛”之路——前者1929年聯(lián)合石友三密謀反蔣，后者于“九一八事變”后因為強烈要求抗日而被蔣介石解除兵權(quán)并安排“出洋考察”。但所謂瑕不掩玉，在民族大義面前，兩位都是敢愛敢恨忠肝義膽的大英雄，看看他們是怎么樣走上抗日救亡的崢嶸事業(yè)的。

【吉鴻昌參加同盟軍經(jīng)過】

　　同朱子橋（晚清名臣，“抗日救國后援會”的組織者，為大量抗日組織提供過無數(shù)援助）接洽后，我便到了天津。首先找到了吉鴻昌，一見面吉鴻昌就哈哈大笑地說道：“兄弟，這個時候你怎么有功夫到天津來了”？我說：“你怎么認為我現(xiàn)在連到天津的功夫都沒有呢？”他說：“我知道先生（馮）在準備組織武裝抗日，你怎么能來呢？”我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正為這事來的?！苯又冶銓埣铱诘那闆r概述了一下，說到馮要他去率領(lǐng)部隊抗戰(zhàn)的話，吉高興地說道：“我是絕對要抗日的，你不說，我大概也知道，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承先生這樣看得起我，真使我感激涕零，我決心以身報國，萬死不辭”（此時的吉鴻昌已秘密加入了共產(chǎn)黨）。

　　這位了不起的猛將馬上賣掉天津的房產(chǎn)，毀家紓難地投入滾滾抗日洪流，終于創(chuàng)造了“九十余年未有之恢復(fù)之功”——自1838年鴉片戰(zhàn)爭以降到1933年，剛好整整95年，實現(xiàn)首次恢復(fù)失地的輝煌戰(zhàn)果，可謂一掃晦氣，重現(xiàn)榮光。吉鴻昌不僅勇猛且極為坦蕩剛烈，當他1934年被蔣介石逮捕后，因與特務(wù)搏斗而受傷被先押往醫(yī)院療傷，他妻子來醫(yī)院看望他，當吉妻暗示要找馮玉祥營救他的時候，他卻僅要求妻子只需幫他捎去他的抗日救國之夙愿，希望馮玉祥能幫他完成即可。最后被執(zhí)行死刑時更讓人無比敬佩！

“來人啊！ 給我拿椅子來，我是軍人，不是在戰(zhàn)場上，我不能死得窩囊！”

　　當搬來椅子后，他又說到：“我要你們朝著我正面開槍，讓你們記住，你們殺死的是抗日軍人”！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吉鴻昌之氣節(jié)不輸岳飛，遭遇也相似，一片赤誠之心竟然被處以極刑？此種事情怎能不叫人憤慨？？

【方振武參加同盟軍經(jīng)過】

　　第二天，我到介休，在一家旅館里見到方振武將軍，一見面他就沖著我說：“大外孫，你享福了！”我笑笑，不知該怎么回答才好，方接著說：“你可知道日本人打到哪里了？你還安安穩(wěn)穩(wěn)睡在那里嗎？”（筆者注：作者為方振武族親）

　　原來方振武正在做鮑剛（方振武原來的部隊）等人的工作，讓他們把隊伍拉出來，組織抗日救國軍北上抗日。他讓鮑剛找我來，只是想讓我拉幾個教官跟他一起走。過了幾天，當我和幾位教官來見方振武時，才知道事情有了變化，原來鮑剛等人不想馬上就走（筆者注：此時已被蔣介石分化），只肯提出一個團交給方振武。方振武很生氣，說：“一個團也走！”就這樣，方振武騎著馬帶領(lǐng)一個團的兵力從介休北上了。

　　在定縣，當時任北平行營主任的何應(yīng)欽派了高參涂思宗求見。此人文質(zhì)彬彬，一派學(xué)者風(fēng)度，見了方振武的面，一邊握手一邊弓著身子說：“方老總，辛苦了！”坐定之后，涂思宗不緊不慢地從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雙手遞給方振武，說：“請方老總過目，這是政府當前形勢的意見書”。方振武略加翻了翻，然后說：“如此，就不要再抗日了？東北失地也不要再收復(fù)了？”

　　涂思宗說了一番“抗日之事中央自有計劃，不可操之過急”之類的空話以后，又把何應(yīng)欽欲請方振武到北平接任軍長職務(wù)等口頭交代端了出來。

　　方振武越聽越氣，那本來就紅通通的臉這時激怒得活象一個化了裝的關(guān)公。他霍地站起身來，沖著涂思宗說：“涂高參，請向何主任報告，就說我方振武領(lǐng)情了。但北上抗日的決心我已經(jīng)下定了，我方振武要拼一腔熱血灑在抗日的沙場上！”（《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之《方振武將軍舊事錄》/李席儒口述，侯鴻緒整理，第90-91頁）。

　　5月18日，方振武所部到達宣化府并舉行了向張家口進軍的誓師大會，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咬破中指，在一塊白布上寫下八個血字——“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率領(lǐng)全體將士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大好河山！”之后便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發(fā)了，此情此景不僅讓人想起一首回腸蕩氣的詩句：

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一萬氣吞吳。

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出師討滿夷自瓜州至金陵》/鄭成功）

　　多么讓人振奮、多么讓人神往的情境…….但是你能否想象得到，一個斗志昂揚意志堅定的大英雄，最后竟然完全變成了另一個樣子！

在漢口的一家旅館里，我見到方振武，他有氣無力地拉我坐下，呆呆地看著我，一句話也不說。我問：“二老爺，你怎么出來的？”他說：“多虧商震放了我”。

　　又沒有話了…..我急著問：“那以后呢？”

　　方振武嘆一口氣說：“我裝成傷兵到了天津，立即給徐謙（原作者備注：季龍）掛了個電話，他把我接去了，住了三天。后來徐謙給我買了去香港的船員票。在香港呆了一段時間，這不，現(xiàn)在我又回來了?！?/span>

　　我向他介紹了高樹勛等人的近況，告訴他：“現(xiàn)在北方隊伍沒有個頭啊，大家都希望二老爺能出面…….。”他立即站起來，背著手轉(zhuǎn)了幾圈，然后長吐了一句話：“難啊——?！?/span>

　　這時，進來一位打扮得十分入時的婦女，我知道這是早年曾在上海醫(yī)院里護理過方振武的白小姐，我意識到該告辭了，當我走到門口時，他在我背后說了聲：“向兄弟們問個好吧，以后有事找我，可到桂林二友醬油廠?！?/span>

我走出旅館，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位滿腔熱血投身抗戰(zhàn)的將軍，竟是如此下場！（《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之《方振武將軍舊事錄》/李席儒口述，侯鴻緒整理，第93-94頁）。

　　以上是方振武與吉鴻昌的抗日反蔣聯(lián)軍被蔣、日聯(lián)手“殲滅”后，方振武逃亡的經(jīng)過以及后來的生活，諷刺乎？悲哀乎？原本矢志要以死報國的抗日英雄，最后竟然成了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沒出息的家伙，面對舊日袍澤與戰(zhàn)友的期盼竟然心如死灰，毫無所動，讀來豈不讓人黯然神傷？是誰導(dǎo)致成這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