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駐舊中國的最后一位大使，司徒雷登成了近年來中國公知們推崇的偶像。特別是其在十年前歸葬中國之后，更是成為了近乎不容批評的政治正確。例如，一位知名學者的文章《難以道別的司徒雷登》中就如此煽情地吹捧司徒雷登：

“許多到中國的傳教士都有這樣的心志：要死在中國。……愛，就是要花時間經(jīng)營，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試想，若沒這份愛，司徒雷登怎會在日本人占領北京后還堅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監(jiān)獄中坐牢3年半？當時并不是有國難回，司徒雷登卻自己選擇守在戰(zhàn)火頻仍的中國，跟中國人民一起受苦。

今天，中國終于有勇氣憑良心說話，承認自己對不起司徒雷登，對不起這位為中國活了一輩子的美國人。國人常說‘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但面對人家的‘涌泉’之恩，我們‘滴水’回報也沒有，到現(xiàn)在還在猜疑他辦學的動機……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們‘一邊倒’地反美擁蘇，于是只好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而不見。”（齊宏偉著，《信與思》，商務印書館，2012.02，第20頁）

究竟是中國對不起司徒雷登為代表的近代來華美國人，還是這些人對不起中國。這是一個不能不弄清楚的大是大非問題。近日來，有學者在相關文章中揭露了司徒雷登的真面目。筆者想在此基礎上補充司徒雷登鮮為人知的幾個側(cè)面，以此幫朋友們更全面的了解司徒雷登。

第一，燕京大學不僅是文化侵略機構(gòu)，同樣也承擔著間諜活動的使命。

關于司徒雷登領導的燕京大學傳播基督教和推崇美國文化的情況，不少朋友們已經(jīng)有敘述。比如說，很大一部分燕京大學的學生只會說英語卻不大會說中文，并以作為中國人為恥，把加入美國國籍作為最大的奮斗目標。不過，這一切還沒有完全超出“外國教育機構(gòu)”的權(quán)限。司徒雷登也并不以此為滿足。在燕京大學在相關活動當中，司徒雷登還采取了更為惡毒的一招，對于教職員工和學生，尤其是入學達官顯貴們的子弟，采取了甄別思想以供日后利用的方法：

“他對所有教職員工，特別對于出身于官僚、政客、軍閥、華僑巨富的學生的思想觀點，逐個進行秘密了解，加以分析，哪些可供利用，哪些可以培養(yǎng)，分門別類記在胸中，時而還單獨召見談話。有一個山西省的老官僚的兒子在燕大上學，一入校就被列入單獨召見的冊子，但長期未召見。司徒雷登對下屬說：“這學生豪門家庭，但赤化思想?！彪S即在這學生名字上作了個記號。”（《紅色記憶》編委會主編，《紅色記憶：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八十五周年》第二卷，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年06月第1版，第491頁）

經(jīng)過這種甄別培養(yǎng)之后，很多這所大學出來的人就承擔了美國代理人和在華間諜的使命，也為司徒雷登在政治舞臺上的活躍積累了雄厚的資本。正是這個緣故，司徒雷登才能夠成為中國命運決戰(zhàn)期間的美國駐華大使。

第二，司徒雷登在抗戰(zhàn)期間留在中國并不是“愛中國”的表現(xiàn)。

眾所周知，1929年世界性的經(jīng)濟危機就是在美國爆發(fā)的，受打擊最嚴重的也是美國。不過，較之德國和日本這些相對弱勢的帝國主義國家直接通過參與戰(zhàn)爭轉(zhuǎn)移國內(nèi)矛盾不同，美國采取了更高明的技法。也就是先挑動日本侵華，然后再通過賣戰(zhàn)略物資等方法從中漁利，最后當日本消耗的差不多了之后介入戰(zhàn)爭以最終擺脫經(jīng)濟危機。

司徒雷登作為美國在華的代表之一，對于日本侵華同樣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比如說，在九一八事變以后，司徒雷登就通過積極和漢奸建立秘密關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慫恿日本擴大侵華的作用：

“九一八事變后不久，內(nèi)蒙古德王(德穆楚克)降日。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了蒙疆聯(lián)合自治政府，司徒雷登通過傅涇波很快與德王建立起秘密關系。東北軍一團長李守信1934年投降日本，成了德王偽自治政府的副手，司徒雷登同樣與其建立秘密關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檔案館 編，《中共黨史資料 第七十五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09月第1版，第189頁）

后來，在七七事變以后，司徒雷登又積極策劃“遠東慕尼黑”，曾經(jīng)充當蔣介石與日本之間的中間人角色，三次派人去東京傳話，提出所謂“只要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態(tài)，就可以實現(xiàn)中日共同反共”。日本方面也高度評價司徒雷登，一度表示“司徒雷登的工作是有希望的”。雖然最終沒有談成，但是這也絕不是什么光彩的角色。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司徒雷登的確被日本軟禁了起來。但是并不像一些宣傳的那么夸張，他沒有坐過一天的牢房，更沒有受任何的刑罰。

相反，日本始終對司徒雷登待以上賓之禮，衣食住行都有人伺候。更有甚者，當時的王揖唐等不少著名漢奸還在看望司徒雷登時就一些政治問題聽取他的意見，并幫助司徒雷登辦事?？梢哉f，軟禁狀態(tài)下的司徒雷登仍然是中國政治舞臺上能夠發(fā)揮重要影響力的人物。

第三，在解放南京前后司徒雷登的間諜活動到了高潮。

現(xiàn)在很多人宣稱，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時留下不走，是因為他希望能夠代表美國和新中國建立良好的關系。其實恰恰相反，這不過是因為司徒雷登是長期以來美國在華間諜活動的總負責人之一，只有留在南京才能夠保證美國整體的特務破壞活動罷了。例如，在南京解放前夕的1949年頭幾個月，司徒雷登就做出了以下分裂和顛覆中國的活動：

“司徒雷登命令美特務機關新聞處，撥給德王四部電臺.派六名受過美國情報局嚴格訓練的蒙旅人去西蒙地區(qū)潛伏。同時命令美國駐烏魯木齊的領事巴茂松和副領事馬可南組織武裝叛亂，阻止新疆和平解放。

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前夕，還命令特務機關新聞處。搶時間把他們所訓練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百名中國特工人員，秘密派遣回到他們各自的地方潛伏;給最忠誠可靠的有相當?shù)匚缓兔挠H信留下秘密電臺備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檔案館 編，《中共黨史資料 第七十五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09月第1版，第198頁）

不過，盡管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司徒雷登的表現(xiàn)心知肚明，還是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方針。像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共就派原來司徒雷登的學生黃華和他會面，但是司徒雷登卻表現(xiàn)出了令人震驚的蠻橫無理——其仍然以太上皇自居，對于新中國指手畫腳和大加恐嚇：

“司徒雷登談到美國人和其他非共產(chǎn)黨人對中共主張的馬列主義的恐懼，他認為所謂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等于宣傳顛覆性的干涉或武裝侵略是既定政策，這都將給美國安全和世界和平帶來威脅。他甚至還提出，美國有可能發(fā)動一個解放運動，把中國人民從共產(chǎn)主義中解放出來，以此來威嚇這位學生。黃華當即駁斥了他的老師。”（陳鋒、王翰 主編，《毛澤東矚目的世界名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03，第280頁）

第四，是美國方面逼走了司徒雷登。

不過，雖然司徒雷登在和黃華的會談當中極盡恐嚇之能事，并提出了保留在華一切特權(quán)等等新中國無法接受的要求，但是新中國仍然沒有把他趕走。相反，在司徒雷登提出去北京過生日的要求之后，新中國領導人提出歡迎其前來北京，并且如果要是他來的話，愿意將其作為中國人老朋友進行接待?？墒蔷驮诖藭r，美國方面不少人由于不能容忍新中國成立，把罪責扣到了司徒雷登等人辦事不力頭上。當時杜魯門政府隨即公開了司徒雷登提交給美國國務院的一系列報告，實際上也就公開了其在華的干涉活動。例如，其中的一個報告中如是說：

“這個國家的最好的希望寄托于她的受教育的青年。應當擴大這部分人，使之包括進那些一度是熱誠愛國學生，后來對惡劣現(xiàn)實喪失信心變得有些憤世嫉俗，但在較好的條件下可以期望他們恢復已經(jīng)失去了的熱情的人，假定實施我們考慮的那種美國援助，這些青年人就可能成為我們的“突擊隊”。假如我們能把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援助升華為在民主原則下導致和平、自由和經(jīng)濟復蘇，包括使人民負責參加改革他們的政府的運動，這就可能贏取青年人們的心，使他們免去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懷疑，使之成為一支加強這個虛弱的政權(quán)的可靠的反蘇力量?！偃邕@種程序不能戰(zhàn)勝共產(chǎn)意識形態(tài)及其伎倆的話，其他就不必說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 第二十八卷 總第81—8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06，第318頁）

這些東西一公開，司徒雷登“老朋友”的面具也就沒法再戴下去了，于是便灰溜溜的滾回了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了《別了，司徒雷登》。

第五，《別了，司徒雷登》并不是毛主席個人意見。

這里還需要補充的一點是，近些年來中國公知普遍在吹捧的司徒雷登的同時，把毛主席的撰寫《別了，司徒雷登》當做主要靶子。其實，這篇文章并不是毛主席個人意見。相反，剛開始的時候并沒有署名“毛澤東”，甚至在1952年選入教科書的時候也只是作為“新華社社論”而不是“毛澤東著作”。而且，其中對于司徒雷登的態(tài)度也是比較溫和的，主要針對的是美國的侵略政策，并不是針對司徒雷登個人。

事實上，解放戰(zhàn)爭后期起很多以個人名義發(fā)表的文章，要比《別了，司徒雷登》還要尖銳得多。且不說共產(chǎn)黨人的著作，僅以著名民主人士、民盟的成員黃藥眠為例吧。他早在司徒雷登離華之前一年多的1948年6月就寫下了《斥司徒雷登大使》，這里簡單摘錄幾段：

“讀了六月四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在南京發(fā)表的聲明，我們實在不能不感到萬分的憤慨。這是對我們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的侮辱，對全中國知識分子的侮辱。

一開始，司徒先生就以中國學生的保護者自居，可是司徒先生，今天你可再用不著這么偽善者的一套了!你最初到中國還不是懷抱著“上等民族向落后人民施舍”的觀念而來的嗎？你還不是懷抱著在中國人民中間散播“親美”種子的觀念而來的嗎？……司徒先生，你的失敗是已經(jīng)決定了，但這并不是你個人的失敗，而是美國侵略主義者的失敗。因他們并沒有通過你這個偽善者獲得任何精神上的效果，把中國青年都轉(zhuǎn)變成侵略者馴服的奴才。

司徒先生說完了他的侵略主義者一套理論以后，馬上就露出他的真面孔來了。他說‘鼓動或參加反美反日政策運動者，對余之所言如不同意，則諸君必須準備承受行動之后果……’從來沒有一國的大使，對于駐在國的人民有如此不禮貌的說法!這簡直是對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侮辱。我們要正告司徒先生：中華民族是一獨立自尊之民族，他有權(quán)反對任何國家所執(zhí)行的不利于我們民族的政策。如果說因此我們就要承受行動的后果，那我們是無所懼的。”（黃藥眠 著，張春麗、黃大地 編，《民主的吶喊》 下卷，群言出版社，2012.10，第512頁）

第六，司徒雷登提出歸葬中國并不是對華友好的表現(xiàn)。

近年來不少人宣稱，司徒雷登希望歸葬中國表明了對于中國的熱愛。然而，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司徒雷登回到美國之后就成為了親華政策失敗的替罪羊，而他所謂的“歸葬中國”無非是想要表達出，自己即使生前看不到這一天，死后也希望以此證明自己并沒有讓美國丟掉中國的意思而已。其實，其在提出歸葬中國的遺囑的同時，還在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當中提出了以下給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建議：

“美國承認中國共產(chǎn)黨政府將大大幫助共產(chǎn)主義世界，同時將大大損害自由世界。這就會使共產(chǎn)黨人在鞏固其在華地位的道路上去掉一個最大的障礙，這將毀滅中國國民政府，從而取消了它對共產(chǎn)黨的抵抗……對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有利的行動無不損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我誠懇地希望美國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慮，為自身及全人類的福利，繼續(xù)拒絕承認中國的‘人民政府’，繼續(xù)反對在聯(lián)合國中讓那個政府占據(jù)中國的席位，堅決反對一切旨在加強那個政府的行動，堅決支持和援助一切旨在防止那個政府及共產(chǎn)黨集團得到鞏固和發(fā)展所開展的運動以及所作的努力?！保?span style="font-family: 楷體;font-size: 18px;text-indent: 34px;">《紅色記憶》編委會主編，《紅色記憶：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八十五周年》第二卷，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年06月第1版，第502頁）

現(xiàn)在，司徒雷登已經(jīng)葬在中國了。還好不是他遺囑中的北京，僅僅是杭州。看來那個美國在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畢竟還是過去了。不過，在司徒雷登安葬地卻并沒有關于其以上在華侵略活動的介紹，這恐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遺憾，也讓很多年輕一代人對其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成為了公知美粉的俘虜。

筆者希望，未來有一天可以在司徒雷登的安葬地建立起包含上述歷史資料的紀念物，使其與杭州的秦檜像一起成為象征侵略者和賣國賊走向滅亡的雙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