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眼中，美國不但是一個地理名詞，更是一個精神圖騰。

美國披戴著一襲華麗的長袍，長袍背面上繡著四個金色大字“民主自由”，捧著袍尾跪伏前行的精神美國人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頭。

跪行者努力地試圖讓大家相信：

美國強大，是因為民主自由

美國富有，是因為民主自由

美國發(fā)達，是因為民主自由

……

然而這一切只是美麗的謊言，客氣一點說是對美國的誤解，有太多太多的美國真實現(xiàn)象被掩蓋了，太多太多的美國歷史原貌被過濾了，今天流傳的美國形象是被精心加工修剪而成的。

美國作為一個北美大陸的獨立國家，迄今不過兩百多年，這片國土是美國人通過對印第安人實施的“種族滅絕”手段而得到的。

美國建國之后，“種族滅絕”就變成了一項政策，依據(jù)是“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不僅是這片土地可惡的主人，還是令人頭痛的“反叛者”。白人殖民者急需勞動力（奴隸），但印第安人并不是“合格”的奴隸，他們了解這里，熟悉這里，隨時會反抗或者逃跑，并得到其它部落的收留。

美國最理想的奴隸就是非洲黑人，如果不夠的話，歐洲的囚犯、破產者、貧窮者也可以作為勞動力補充，他們被稱為“契約奴”，白奴不反抗，是因為“契約”沒有令他們絕望，堅持個五個或者十年，便可以成為自由人。

這樣，印第安人還有什么用處呢？除了礙手礙腳。

美國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沒有任何道德壓力，包括在教科書里也只是輕描淡寫。美國早期統(tǒng)治者將屠殺行為稱之為“天然的命運”，也就是“天命使然”，這是上帝的旨意，具有至高無上的正當性。

1901年，美國侵占菲律賓后，美國總統(tǒng)麥金萊還為自己辯護說，“每晚入睡前，我不止一次地跪在地上向萬能的上帝祈禱，終于有一晚，我得到了上帝的啟示，那就是除了占領菲律賓之外我們別無選擇，我們要教育菲律賓人，提高他們，開化他們，用上帝的恩典為我們的菲律賓伙伴做我們能夠做的一切?！?/span>

哪怕到了21世紀，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地同樣采取了這些手段，在稍早一些時候，美國還發(fā)動了科索沃戰(zhàn)爭，美國輿論機器只是把“教育他們，提高他們，開化他們”改成了“送民主、送自由?！?/span>

“屠殺、奴役、侵略”才是美國價值觀的核心內容。所以，美國200多年歷史一直在發(fā)動戰(zhàn)爭的行為并不足奇。

而美國又絞盡腦汁地找出了一些理論，把屠殺和奴役暴行合理化，以前是利用宗教來開脫自己，現(xiàn)在用捍衛(wèi)“民主、自由、人權”來掩蓋罪行。

美式民主

新生的美利堅，在沒有強大軍事力量作為后盾的情況下，只能利用歐洲列強矛盾進行外交周旋。

美國沒有集中的權力，政治上只是一個空殼，沒有陸軍、沒有海軍、沒有最高法院、沒有統(tǒng)一行政權力、甚至連商業(yè)政策都無法制定。

英國的加拿大總督認為，只要加強對美國境內親英勢力的支持，英國重新控制在失去的殖民地，只是時間問題。

1783年到1789年，這六年是美國最無力的時刻，國內外危機四伏，如果不是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歐洲陷入滔天巨浪之中，美國的生存岌岌可危。

1787年華盛頓和其它“國父”們在費城秘密制憲，有意避開了“聯(lián)邦”這個字眼，而使用了“國家”。無論對外交關系，還是對內治理，美國權力正在努力集中，國家法律執(zhí)行不再會因各州法律抵觸而受阻，確保了聯(lián)邦中央的權威。

亞當斯接替華盛頓成為總統(tǒng)后，漢密爾頓推動并頒布了《反煽動法》，禁止媒體攻擊總統(tǒng)、政府、國會。

美國中央集權在初步完成階段，跟“民主自由”并沒有什么關系。三權分立也不是什么“民主精神”導致，而是政爭所致。

亞當斯連任失敗后，他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信念，拼命任命自己人當法官。

這些人被稱為“午夜法官”，因為委任狀都是連夜頒發(fā)，在權力移交給杰斐遜的前一天晚上，還有17張法官委任狀來不及頒發(fā)。

杰斐遜第二天就讓國務卿麥迪遜壓下了委任狀，但那些知道自己被任命，又拿不到委任狀的官員不干了。一名叫馬布里的人聯(lián)合三名當事人，將麥迪遜告上最高法院，這樁破官司，就是所謂“三權分立”的源頭。實質上美國權力結構沒有分散，只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權力分配斗爭。

美國立國的基礎是統(tǒng)一和集中，但它卻要全世界相信，是“民主自由”令它強大起來的。

民主與集中，是辨證關系，片面追求某個極端，都是有害的。美國如果真像它所說的“民主自由”，那么，不用歐洲動手，各州自己就會鬧分家，不然，南北戰(zhàn)爭怎么來的？

華盛頓砍櫻桃樹，是一個關于美國政治人物“誠實”的神話。

更加被神話的是，華盛頓辭去總統(tǒng)，主動放棄連任之事，網(wǎng)上大多是吹捧贊美之詞，說他高尚、說他開明、簡直成了圣人。

任何脫離歷史背景的吹捧或詆毀，都是別有用心的。

華盛頓在1796年大選之前，面臨的最大政治危機就是與法國關系惡化，而法國是美國建國時的最大依靠。

英法關系惡化，作為法國盟友，美國毫無疑問要站在法國一邊，共抗敵人英國。

但1793年2月1日法國對英國宣戰(zhàn)后，華盛頓卻于4月22日簽署《中立宣言》。

這意味著美國拒絕履行《美法防御同盟》條約義務，杰斐遜認為條約應當有效，而漢密爾頓認為在法國大革命爆發(fā)之后，條約應當中止，甚至不應當歡迎法國駐美公使愛德蒙.熱內的到來。

美國中立等于幫助了英國，1794年華盛頓派最高法院院長杰伊前往倫敦，與英國簽署了一個條約，保證雙方船只“自由航行，平等貿易”。

該條約對美國安全和貿易帶來了極大好處，對法國來說卻是背信棄義行為。

法國公使多次阻止美國棄約行為，但均告失敗。接下來兩年，法國對美國施加了政治、經濟壓力，對華盛頓極為不滿。

1796年，美國即將舉行大選，法國內閣（五執(zhí)政時期）公開警告美國：如果華盛頓繼續(xù)當選總統(tǒng)，繼續(xù)損害法國利益，那么這將是美國人的災難。

而絕大多數(shù)美國人對法國有親近感，對前殖民者--英國則深惡痛絕。

法國外交部長德拉克魯瓦向美國人呼吁：“華盛頓，必須離開！”

今天，新聞里總是看到美國要求某國總統(tǒng)必須下臺，以前是相反的。

為了進一步干涉美國，法國決定與美國斷交，并恫嚇美國人，“如果華盛頓還當總統(tǒng)，將發(fā)生戰(zhàn)爭?！?/strong>

同時法國人安慰美國人，如果杰斐遜當選總統(tǒng)，就可以恢復外交關系。

1796年11月15日，法國正式宣布與美國斷交，并宣稱要像襲擊英國商船那樣對待美國商船。

華盛頓則在1796年9月19日，提前在報紙發(fā)表公告，宣布不再參選，這避免了給人一種印象：他是在法國壓力下放棄連任的。

華盛頓其實并不是今天說的主動放棄總統(tǒng)職務，而是被動的無奈之舉，從政治上來說，他要力助亞當斯接任總統(tǒng)。

這一切這與民主精神有什么關系？別忘了他還是個奴隸主呢。后世文人，給這一段歷史涂擦了太多脂粉，以至于看不清原來面目。

華盛頓告別文告，是由漢密爾頓執(zhí)筆，文采飛揚，邏輯嚴密。

摘錄一段：

“我們的地理位置遠離歐洲， 這促使我們能夠尋求另一條道路，如果我們萬眾一心，團結在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之下！

不須多久時間，美國就有能力不讓侵略者來襲擾我們，我們就能隨時決心采取一種受人尊重的中立態(tài)度，好戰(zhàn)的國家不敢輕易冒犯我們，我們可以由正義指導我們的利益，選擇和平或戰(zhàn)爭！”

這是美國第一次明確規(guī)劃了它的外交政策，也是門羅主義的來源，一百多年美國一直是這么做的。

對美國的誤解，還有很多很多，有機會以后再寫。

并不民主的“美式民主”，后來卻被說成包治百病的神藥。

這些史實，就是在美國歷史資料之中，為什么要掩蓋起來？因為不符合“民主燈塔”的造型。

不可否認，那一代美國政治精英是智慧的，美國的最大幸運在于它是“一張白紙”，沒有王室、沒有貴族的障礙，這令美國享有了最大的經濟和社會自由，但民主在200多年歷史中與美國并沒有多少關系。

后來，美國卻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將民主、人權、甚至革命等美好而神圣的詞匯都搶到了自己手中，再把它的屠殺、奴役、侵略、掠奪等丑惡勾當悄悄掃到了這些詞匯后面。

仰視美國的人，當然看不到美國的丑惡和殘忍，他們眼里只有一個光鮮靚麗的美國，自己則活在自卑自賤中，并希望別人也是如此。

誰說人權、民主、自由只能由美國掌握最終解釋權？

只有平視美國，才會打破美國的“話語壟斷權”，這既是實力的體現(xiàn)，更是自信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