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全球社交網絡的新聞生態(tài)與中國的國際輿論引導進行研究發(fā)現,全球社交網絡下的新聞生態(tài)呈現一些新的現象和問題:新聞的同質化和兩極化;互聯網新聞真假難辨,失去讀者的信任;東西方獲取新聞的社交網絡呈現差異,西方交換新聞的通訊私密化;傳統(tǒng)新聞理論、新聞專業(yè)性和新聞道德被顛覆;以社交網絡為特征的新聞傳播加劇了社會分裂;算法推薦與新聞傳播的主觀化和封閉化;新聞議題戰(zhàn)、輿情戰(zhàn)和心理戰(zhàn)日趨激烈;社交媒體在重大議題上仍然是西方傳統(tǒng)媒體的傳聲筒。
因此,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中國可以實施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的全球輿論引導戰(zhàn)略:建設一個維護國際多極化的輿論空間;建設一個支撐“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形成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的全球輿論引導戰(zhàn)略;利用中國的人力優(yōu)勢,加大對國際社交網絡的影響。
更多精彩觀點
全球社交網絡下的新聞生態(tài)
1. 新聞的同質化和兩極化
盡管新聞的信息來源、傳播渠道、呈現方式在全媒體時代做到了幾乎無處不在,有更多的新聞產品供人們選擇,但是新聞消費者的知識卻越來越貧乏、媒介素養(yǎng)越來越低、觀點越來越偏激。推特、臉譜、今日頭條、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體的無孔不入,正在擴大人類的文化、政治和社會鴻溝,加劇世界分化。
過去,雖然全世界的新聞消費者教育經歷、職業(yè)、年齡、種族、社會地位、所在國家、居住的地理、交通和通訊環(huán)境不同,但是,大家多數通過早報、晚報、早間電臺廣播、晚間電視新聞獲得新聞的頭條。如今,35歲以下人群非常依賴手機,他們花大量時間在各種不同的社交網絡上。因此,他們對媒體的大量使用是按需的,而且是通過算法策劃/個性化的,這意味著單個新聞媒體品牌在年輕人生活中的影響力相對較小。
雖然不同國家地區(qū)的新聞受眾獲取新聞的渠道、新聞報道的維度、新聞觀點差異巨大,但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整體人群看到的新聞頭條是一樣的。今天,雖然大多數的新聞消費者都在使用手機平臺獲取新聞,但新聞的傳播內容和形式處于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引導和輔助之下,社交媒體平臺更多的是針對其用戶現有的政治觀點、個人偏好、同質社區(qū)進行推送,使得每個人好像都有自己的頭條,而事實上,
這種社會平庸化的推送導致手機平臺向新聞受眾提供的是同質化的新聞,新聞內容越來越單一,同時越來越兩極化。
2. 互聯網新聞真假難辨,失去讀者的信任
社交媒體發(fā)布的大量的新聞性信息和評論多半出自沒有受過任何新聞采訪報道和新聞從業(yè)人員職業(yè)操守培訓的人之手。其中大量的語言表達比較主觀、政治立場相對偏激、推銷的觀點更多的是制造不和的。這些非專業(yè)新聞工作者每天生產的大量新聞性信息使廣大網民和手機用戶難辨真假,因為,廣大網民和手機用戶不具備融媒體、全媒體、算法推薦環(huán)境下的媒介素養(yǎng)。一旦網民和手機用戶發(fā)現某條信息在政治上或感情上符合自己的偏好,他們可能會不問真假,立刻點贊和分享。與此同時,傳統(tǒng)新聞媒體并沒有因為社交媒體平臺的信任度下降而重新得到社會的信任。
3. 東西方獲取新聞的社交網絡呈現差異,西方交換新聞的通訊私密化
隨著信息應用程序在世界各地的不斷發(fā)展,圍繞新聞的社交通訊正變得越來越私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青睞聊天軟件,在過去的4年里,通過聊天軟件來獲取新聞的平均應用率翻了一番。數據顯示,非西方國家的人比西方人更愿意在有很多陌生人的群里大范圍地分享新聞。包含大量陌生人的社交通訊意味著新聞可以通過社交網絡便捷地、大規(guī)模地分享,這會導致惡意信息和虛假新聞在非西方國家的廣泛傳播。
4. 傳統(tǒng)新聞理論、新聞專業(yè)性和新聞道德被顛覆
在社交網絡里,新聞的消費者不再是傳統(tǒng)媒體時代廣播喇叭的單向聽眾。記者和讀者的位置是可以互換的。在今天的新聞生態(tài)環(huán)境里,記者和讀者可以隨時交流信息,二者都會第一時間出現在社交媒體平臺前沿講述自己認為的“真相”。究竟是相信專業(yè)新聞工作者提供的“真相”,還是相信某個網民提供的“真相”?
這不僅取決于誰距離新聞現場更近、誰提供的信息更完整和客觀,而且取決于二者所持的新聞立場和觀點與網民的距離。
社交網絡里,新聞產品的制作、傳播看上去是多話題和多維敘事,但新聞從本質上失去了傳統(tǒng)新聞工作者的價值判斷和新聞重要性的排序。
在重大事件和危機面前,傳統(tǒng)新聞媒體所具有的聚焦社會關注、同心同德、形成共識、團結一致的凝聚人心的功能被手機平臺的新聞和人心的碎片化功能所取代。
很多經歷了傳統(tǒng)媒體時代的中老年人仍然相信傳統(tǒng)的新聞定義,認為新聞媒體是關心國家大事、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渠道和可靠信源,每天會主動接觸報紙、廣播和電視的新聞播報。但是,新一代青年人無法區(qū)分新聞媒體與社交媒體在新聞產品的制作、生產和傳播中的本質差異。手機平臺為了獲得粉絲、用戶和點擊量,把新聞包裝成娛樂產品。手機用戶消費新聞等同于享受娛樂。這些信息以刺激感官和抓眼球為目的,社交媒體平臺在現實生活中使手機用戶與社會脫節(jié),把手機用戶隔離成孤立的飛地上的小群體。
5. 以社交網絡為特征的新聞傳播加劇了社會分裂
在傳統(tǒng)媒體時代,當疫情暴發(fā)時,媒體是政府與民眾溝通信息的橋梁。主流媒體報道的疫情防控新聞是權威人士和部門發(fā)布的,新聞的讀者和聽眾都是新聞的忠實信眾。但是在新媒體時代,社交平臺的各個社交群中多是趣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例如,在疫情面前,很多不具備醫(yī)學常識,更沒有防病治病專業(yè)知識的人忽略了自己對疾病的無知,每個人都樂于發(fā)表心靈雞湯忠告,不停地在群里張貼各個社交媒體平臺傳來的符合自己觀點和興趣的傳言、謠言和假新聞。
有的人在某個領域是出色的專家,但他忽略了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對自己無知的領域也像個專家一樣發(fā)表言論。
在這個“人人都是記者和傳播者”的社交網絡時代,大家都在傳播能夠證明自己觀點的文字和畫面。在重大的疫情暴發(fā)后,社交網絡及某些傳統(tǒng)媒體,不再是溝通公眾與政府的橋梁,更不是凝聚共識和人心與疫情作戰(zhàn)的武器,而是把人類與疫情斗爭的這個科學議題轉變成人與人互相指責的罵街運動。在公共危機時刻,手機平臺以及社交媒體組織、動員起來的這種激進的選擇性信息和言論,導致廣大的網民或民眾在混亂的信息中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要聽哪位權威專家的指導。在重大公共衛(wèi)生危機事件中,政府和政府部門的權威性和合法性被大大削弱,導致政府的社會動員力和組織力的下降。
6. 算法推薦與新聞傳播的主觀化和封閉化
在網絡空間里,各類新媒體和社交媒體平臺廣泛借助大數據技術分析用戶的信息消費行為和偏好等,將“算法推薦”應用于全媒體的商業(yè)營銷。“算法推薦”為用戶提供個性化商業(yè)營銷的成功,促使一些媒體和眾多的社交平臺用“算法”決定新聞熱點、新聞話題、新聞內容,徹底顛覆了傳統(tǒng)的新聞學原則、新聞倫理和新聞采寫的基本理論。雖然“算法推薦”為廣大的網絡媒體和社交平臺匯聚了旺盛的人氣和豐厚的利潤,但是廣大用戶在媒體每天推送的頭條新聞里,看到的卻是大量的虛假新聞和低俗信息。近年來,在網絡輿論中,在一些重大問題或突發(fā)公共事件上,一些虛假信息通過所謂“算法推薦”在互聯網空間大肆傳播,構成了一些網民在重大問題所持立場基于的“事實”。
傳統(tǒng)媒體呈現和傳播新聞的時候有幾條準則:媒體是新聞的“把關人”、記者要有職業(yè)操守、新聞報道必須公正和平衡。所謂新聞報道的平衡性就是要報道新聞的正反兩面。傳統(tǒng)新聞理論還強調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要把事實與觀點截然分開。但是,
在社交網絡時代,基于大數據的算法推薦和人工智能取代了傳統(tǒng)媒體時代的“把關人”角色。
算法推薦通過所謂滿足消費者個人的興趣和興奮點,導致廣大民眾看到的新聞越來越主觀化和封閉化。這種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動推薦,實則是讓網民越來越封閉,越來越沉浸于一個排斥外界不同聲音的小世界里,在這個小世界里只想聽到讓自己覺得舒服的聲音。
“算法推薦”取代了傳統(tǒng)媒體作為“新聞把關人”的角色,在新聞生產和傳播的“最后一公里”掌控著強大的新聞價值判斷權、新聞議題和內容的選擇權、新聞報道的立場和觀點。推薦算法的制定、用戶偏好的分析都是基于人工判斷后開發(fā)的計算機程序。價值觀早已內化于算法的研發(fā)過程中?!鞍殃P人”缺失,導致眾多被推薦的頭條新聞違背社會倫理和新聞道德,導致國家在媒體和網絡的議題設置上陷入混亂。
在媒介融合中,如果機械地應用“算法推薦”,毫無疑問將會導致新聞內容“把關人”的缺失,可能最終導致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失去對強大而洶涌的網絡輿論的引導權。
傳統(tǒng)媒體與社交媒體在政治上和新聞傳播上的兩極化,中間缺失了相對客觀中立的媒體。兩種媒體都只會報道或傳播跟自己有同樣價值觀、政治傾向的新聞和觀點,結果,這個世界和社會越來越分化和分裂,難有空間容納思想交流。東西方在一個沒有對話、沒有協(xié)商的網絡環(huán)境里共存。
7. 新聞議題戰(zhàn)、輿情戰(zhàn)和心理戰(zhàn)日趨激烈
美西方主流媒體作為其社會精英成員的代言工具,堅信主流新聞媒體的重要功能就是設置議程。設置議程,如同比賽場上的起跑線。誰第一時間報道新聞、第一時間發(fā)表觀點或聲明,誰就在第一時間設定了議程,決定了其讀者觀察和思考新聞的維度、發(fā)表評論的觀點和立場。在全球社交網絡里,手機和社交網絡平臺24小時的新聞直播或者每時每刻的新聞更新,就是一種議程設置戰(zhàn)役和新聞真相戰(zhàn)役。
在當前虛假新聞泛濫的社交網絡里,真實可信的信息不是媒體和網絡刻意制造的話題熱點和網絡輿情。真實的情況不是由網絡聲音大小判斷的,也不是由新聞和輿論的傳播渠道和傳播的廣泛性來判斷。
在輿論宣傳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刻意誤導是西方媒體的常態(tài),甚至是其國家戰(zhàn)略。
但是,中國很多網絡自媒體卻總是搶著轉發(fā)西方媒體的傾向性報道,全然不顧這其中的圈套——文字圈套、圖片圈套、視頻圈套、引語圈套和同期聲圈套。因此,必須警惕西方制造的輿情中的“兵不厭詐”。
8. 社交媒體在重大議題上仍然是西方傳統(tǒng)媒體的傳聲筒
雖然互聯網,特別是社交網絡見證了媒體和新聞生產出現的新現象,但是美西方的少數媒體仍然是全球信息分發(fā)和共享的來源,美西方主流媒體仍然控制并濫用廣大網民對傳統(tǒng)媒體的信任。美西方媒體將新聞繪制成符合特定利益集團隱藏議題的新聞故事呈現出來。這種新聞生產方式的轉變讓人看不到原始事件的真實面貌,將新聞轉變成最終的政治議程或在公眾內部引起爭議和討論的話題或輿情。大多數受眾看不到這些所謂公眾議題或國際輿論背后的力量,人們只會在新聞的操縱下得出錯誤的結論和觀點。
社交媒體好像給人帶來了發(fā)新聞、發(fā)評論的自由。但是,社交媒體上有關重大國際新聞的制作、生產均來自西方主流媒體。即使在社交媒體技術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全世界主流人群能看到的東西仍然是西方主流媒體報道的。西方主流媒體仍然決定著全球議題。美西方媒體決定著全球的議程設定,通過在新聞事件中強調什么或不強調什么,使用什么新聞框架或不使用什么框架、持續(xù)的報道和炒作或有意遺漏和忽視等來刺激關注、制造輿情和設定議程。
形成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的全球輿論引導戰(zhàn)略
1. 建設一個維護國際多極化的輿論空間
觀察和討論互聯網背景下的全球輿論生態(tài)首先需要看一下全球輿論生態(tài)的政治背景——世界正在發(fā)生的大變局。這個大變局正重塑全球的政治版圖。從經濟和軍事的存在看,世界呈現了美國、歐洲、中國和俄羅斯四個極點。如果從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看,世界呈現美西方國家、伊斯蘭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四個極點。這種多極化的世界意味著區(qū)域權力的復雜體系、政治制度的多樣性、不同身份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全球經濟和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正在被美西方的衰落打破,力量正從美西方轉移到東方,而21世紀現在基本上被認為是“亞洲世紀”。
這種多極世界需要多極化的哲學,以取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理論——歷史的終結、美西方文化霸權、世界資本主義、美國獨尊的單極化世界。
但是在這個多級的世界里,全球輿論、全球文化和全球哲學并沒有呈現豐富多彩的多極化。作為一極的中國需要一個能夠反映其價值觀、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國際話語體系和國際輿論環(huán)境。
中國需要一整套為自己的世界觀和目標服務的知識和思想,以支撐“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際表述和對國際知識界施加影響。而這一知識和話語支撐體系應該是一種與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tài)一致的并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范式。
地緣關系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相應的位置及對外政策。出于地緣、政治、歷史、文化和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等多種因素考量,“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建立一個多極化共同體,把中國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一帶一路”倡議是要打通歐洲殖民者早年為了分而治之在亞洲和中東設置的阻塞點,使亞歐各國人民及非洲人民重新流動和聯通起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及北極航道計劃,正是邁向多極化合作更緊密的一步,不僅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使東亞的儒釋道文化圈穿過中西亞的伊斯蘭教文化圈與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圈聯通了,也通過北極航道,使南亞的印度教文化圈,通過東亞的佛教文化圈與北亞和北歐的基督教文化圈聯通了?!耙粠б宦贰背h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讓不同的民族、國家和文明重新聯通起來。
2. 建設一個支撐“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
話語權不指是否有權發(fā)言,而是一種等同于一個國家的軍事權力和經濟權力的權力形式。具體講,話語權是指表達“被他人尊重和認可”的思想、概念、主張和主張的能力,并由此產生“以一種非暴力、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他人的思想和行為所需的權力。這種權力確保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得到其他國家的接受,或者至少不被其他國家反對。在此基礎上,通過話語的能力建設,實現影響國際規(guī)則、國際議程和國際標準的設置與制定”,進而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能成為正義的化身和仲裁者。
話語權建設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對外宣傳,不是對西方的歪曲報道的簡單回應和反擊,更不是在對外宣傳話語和概念上與西方接軌。國際話語權的核心是道路、制度、價值觀。中國共產黨是通過先進的理論武裝的政黨,要把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思想和理論轉化成國際話語權,而不是用西方的概念和話語來解說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理論和先進思想、發(fā)展范式、理論范式,要跳出西方的話語陷阱。西方媒體制造的熱點話題和輿情都是一種范式斗爭和觀念斗爭。
話語權建設是中國對世界施加的思想和精神影響,是中國將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什么樣的智慧、思想、觀念、知識、方案和愿景。目的是讓他人自愿接受并認同某些概念、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
中國必須從過去的與國際話語接軌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轉變?yōu)樵谝庾R形態(tài)和價值觀上(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和中國文化)與其他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展開對話,逐步實現全球輿論在觀念領域的力量平衡。
中國要將中國道路、中國制度成功的經驗轉化成知識的創(chuàng)新與生產,在理論上塑造自己的話語、設計自己的概念,然后將其推向國際舞臺,使中國的發(fā)展范式和思想范式最終可能成為一種與西方范式平行的系統(tǒng)。
為此,除了向“一帶一路”沿線和我們的援助對象國提供經濟援助,也要開展知識援助、智力援助和制度援助。通過知識生產,通過媒體、學界和交流,向國際思想界,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傳達和闡明有利于維護多極化世界的概念、觀念、理想和價值觀,推動中國話語權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最終形成一個能夠支撐“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沒有話語權,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將是不完整的。
3. 形成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的全球輿論引導戰(zhàn)略
我們的媒體和輿論力量來自亞洲人民、亞洲文明、中華文明、佛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大團結?!耙粠б宦贰背h就是通過“五通”讓沿線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中國官媒不應過于關注西方主流媒體和西方精英心目中的中國形象;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外宣,渠道重點應從中國的官辦媒體渠道轉變?yōu)橹袊膫€人對西方的個人、學者對學者、網民對網民、學生對學生、記者對記者、非政府組織對非政府組織;積極利用社交媒體,徹底改變舊外宣觀念和對外傳播的工作評價標準。
中國的輿論外宣要徹底改變以西方主流媒體為外宣對象的觀念;中國的官方媒體和網絡要放棄把西方媒體作為中國影響世界主要渠道、平臺和目標;新華社的英文稿件要以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用戶為主,與西方通訊社爭奪在發(fā)展中國家的稿件完整刊播的版面和時間;將中國官媒的新聞稿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媒體中的直接落地作為考核指標;獎勵標準中,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一類,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二類,西方發(fā)達國家作為三類;在發(fā)達國家的宣傳渠道從面向西方主流媒體,轉變?yōu)槊嫦蛭鞣绞褂蒙缃幻襟w的個人用戶。
中國不能為了適應西方主流話語體系和新聞價值觀,調整自己的立場。中國應當在非西方的盟友中找準自己的定位,這些國家認同并接受中國雙贏合作、總體小康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也與中國共享古代絲綢之路的寶貴遺產。
中國要學會利用“一帶一路”主要沿線國家媒體的力量,打破西方的話語霸權,變發(fā)展中國家媒體為國際新主流媒體,形成一個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新聞新秩序。
4. 利用中國的人力優(yōu)勢,加大對國外社交網絡的滲透
美西方牢牢地占據著傳統(tǒng)媒體的主跑道,在這個跑道上,依靠精英制造和生產內容。中國要超車的“彎道”不是依賴少數精英建設,而是依靠廣大的人民大眾去創(chuàng)造、生產和傳播中國故事和聲音。
這將是一種革命性的觀念轉變:由精英面向精英的傳播和互動,變成大眾面向大眾的傳播和互動。
中國在國際互聯網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里超車,要靠每一個中國人都深度參與深度創(chuàng)造的新文化?;ヂ摼W帶來的信息生產機制上的巨大變革,讓每個中國網民都有在全球網絡上生產和傳播中國聲音和中國故事的可能。社交網絡平臺為中國在“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里創(chuàng)造了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中國的精英和個人要通過國際社交網絡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精英開展個人互動,繞過西方和美國主流媒體,直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西方社會主流階層、人群和個人。
近年來,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社交媒體運動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使當地公眾對相關議題的看法更加復雜。社交媒體通常利用幾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地民眾與中國工人之間的小規(guī)模沖突,塑造具有霸權主義和侵略性的中國形象。盡管中國官方與東道國官方對這些毫無根據的宣傳和言論迅速進行了反駁,但由于社交媒體信息的擴散之廣,中國官方的聲音很難到達社會底層。如果不能有效應對虛假新聞的影響力,中國未來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也會存在風險。
西方大國在語言、信息和溝通能力及渠道等方面都在深深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fā)展中世界”,西方宣傳的滲透性已經達到了難以預料的水平。美西方利用國際社交媒體控制信息和敘事設置的技術十分先進,可以主動操縱消費者。西方的思維方式也通過社交平臺和網絡深入到各個社會和人群當中。此外,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大學、智庫、學者、媒體和記者都嚴重依賴西方的資助或提供的信息資源,這無意中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知識分子會從對西方有利的角度出發(fā)研究“一帶一路”。
西方網絡和機構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學術和媒體方面都具有掌控權,也就操控了這些國家對于中國的看法。
中國媒體“走出去”戰(zhàn)略特別注重通過中國官方主辦的國際媒體來進行對外宣傳,尤其是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日報和中國國際新聞社等。然而,這些媒體在相關國家受到的關注度仍然很低,這些媒體主要還是在迎合中國的官方和中國的受眾。在報道話題上,除了政府層面的消息外,其他內容較貧乏。中國媒體更沒有提供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化和娛樂節(jié)。此外,中國走出去的媒體似乎對于中國對“貧窮”的非洲的慷慨援助和發(fā)展給予了不成比例的關注,這種不斷重復的報道會讓那些越來越有自我意識的非洲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媒體以一種高人一等的姿態(tài)在報道“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要做好全球輿論引導,不僅要對美西方的新聞炒作和行動作出反應,更需要的是對美西方涉華輿論和涉及“一帶一路”的輿論有先發(fā)制人的想象力。在重大事件發(fā)生后,在美西方的思想通過互聯網到來之前,中國必須積極主動,克服新聞專業(yè)主義和傳播學帶來的知識的隔離化,最終形成一個適應“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新聞范式。
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0年8月上(微信有刪節(jié))
作者: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李希光
責任編輯: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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