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肖像和生平介紹。

　　在井岡山星羅棋布的革命遺址參觀，墻上一張張肖像照和簡單的生平介紹，看得越多，心愈發(fā)一揪一揪地疼：他們生卒的“卒”，大多是1928、1929、1930、1931……這些在20多歲、30出頭就犧牲的烈士，永遠凝固在一張張清晰度并不高的黑白照片中，有些人，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聚集在井岡山的這群年輕人，是什么讓他們不畏懼死亡？又是什么，讓他們的生命價值，超越了死亡？

　　假如他們沒有犧牲

　　1930年5月，井岡山莽莽蒼蒼的山林中，紅軍著名將領張子清溘然長逝，年僅28歲。

　　1928年3月，毛澤東率部下井岡山迎接朱德。4月18日，在草鋪灣追擊逃敵時，張子清左腳踝骨中彈負傷。10天后，朱毛會師。因為缺醫(yī)少藥，張子清腳踝骨中的子彈一直未能取出，傷口感染，他堅持在擔架上指揮戰(zhàn)斗，但因為傷勢太重，這位參加過秋收起義、輔佐毛澤東創(chuàng)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年輕將領，長眠在這片大山之中。

　　張子清是湖南桃江人，名門之后，他的父親張建良先后參加了同盟會和湖南新軍，當上了江道區(qū)少將司令。張子清文武雙全，他本來可以憑借父親故舊的關系，到美國留學，卻走上了井岡山。

　　他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在井岡山根據地創(chuàng)建初期，張子清率部作戰(zhàn)大小上百次，多次挽救紅軍于危難之中，堪稱毛澤東的“左丞右相”。

　　張子清在紅軍中的地位如何？毛澤東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下轄兩個團）師長時，張子清任參謀長兼一團團長；朱毛會師后，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宣告成立，下轄三個師，張子清任11師師長兼31團團長，此時，林彪還是一個營長。

　　熟悉中國共產黨黨史軍史的人如今說起張子清，都會嘆息：假如，當時有一針青霉素就好了；假如，張子清不犧牲，新中國成立后必是元帥……

　　但是，歷史，哪有那么多“假如”？

　　假如盧德銘沒有犧牲？

　　盧德銘，四川自貢人，由孫中山親自推薦入黃埔二期，北伐時任葉挺獨立團營長，后又升任團參謀長。秋收起義時，他是總指揮。在起義部隊遭到挫折時，他堅持支持毛澤東改變攻打長沙、轉向山嶺中進行武裝割據的主張，支持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在江西萍鄉(xiāng)蘆溪縣，為掩護部隊前進，盧德銘被敵軍一顆子彈擊中右胸后犧牲，年僅22歲。毛澤東痛惜不已，嘆道：“還我盧德銘！給我3個師也不換?！?/p>

　　假如王爾琢沒有犧牲？

　　王爾琢，湖南石門人，黃埔軍校一期生，1927年，他參加北伐，時任團長，蔣介石派人游說他：只要加入國民黨，就擢升軍長。他拒絕了，參加南昌起義，上了井岡山，屢立奇功。1928年8月25日，王爾琢追趕被叛徒袁崇全裹挾的兩個連，將他們勸回了紅軍隊伍，但自己卻遭袁崇全開槍射擊，英勇犧牲，年僅25歲，時任紅四軍參謀長。

　　假如王良沒有犧牲？

　　王良，重慶綦江人，黃埔五期生，參加秋收起義后上了井岡山，他作為連長取得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wèi)戰(zhàn)勝利，毛澤東揮筆寫下了“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后來他作為師長，全殲敵軍第18師，活捉敵軍師長張輝瓚。毛澤東又寫下“霧滿龍崗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1932年，他在前沿陣地觀察敵情時被冷槍擊中犧牲，年僅27歲，時任紅四軍軍長。

　　假如他們沒有犧牲：黃公略、伍中豪、劉疇西、王展程、宛希先、何挺穎、尋淮洲、劉作述、劉輝霄，還有年僅24歲便成為我軍第一位總參謀長的朱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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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巨大的犧牲：井岡山斗爭時期，48000多名烈士長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蘇區(qū)時期，興國縣23萬人，參軍參戰(zhàn)的有9.3萬余人（正式參加紅軍的5萬多人），犧牲的烈士共5萬多名，有姓名可考的23179名，其中犧牲在長征路上的12038人，幾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興國籍官兵倒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黨員人數400多萬，犧牲的黨員烈士也近400萬……

　　寧肯死，也不放棄信仰

　　1929年5月3日下午，井岡山腳下的蓮花縣，35歲的中共蓮花縣委書記劉仁堪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他在刑場不斷怒斥敵人、發(fā)動群眾，敵人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劉仁堪的舌頭。他渾身是血，無法言語，卻用腳趾頭沾上鮮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寫下了“革命成功萬歲”幾個大字。

　　中共黨史軍史上有許多類似這種壯烈的瞬間，用自己的死，來接近奮斗的目標。

　　堅信革命能夠成功，堅信自己的奮斗有價值，堅信自己的死亡將成為走向勝利的鋪路石——這就是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蔑視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

　　“我這樣做，為的是革命，你以后會明白的。我走的是正路，雖然這條路我走不到頭，但最后一定有人走到頭！”——這段話，是肖國華在獄中對妹妹所說。

　　肖國華是江西省吉水縣人，中共早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中共井岡山黨組織創(chuàng)始人龍超清的入黨介紹人。她家境優(yōu)越，父親在江西教育界有超卓地位。她被捕入獄后，家人各方奔走，監(jiān)獄答應：只要她在自首書簽字，就能保釋。但她拒絕了，她認為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她被殘忍殺害時，年僅30歲，孩子還不到3歲。

　　像肖國華這樣的出身，為什么會做這樣的選擇？她3歲就由伯父做主定下親事，6歲被迫穿耳纏足，在南昌讀師范期間，卻被逼著輟學提前與半癡呆的富家子弟結婚……她在黑暗中無法呼吸，渴望打破這個舊世界。她信仰共產主義，寧肯死，也不放棄信仰。

　　當年，匯聚井岡山的，有赤貧的工人農民，也有留學生、大學生、富家兒、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條無比危險、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道路，但他們毅然走下去，因為這是一條信仰之路。

　　1936年春，28歲的贛南軍區(qū)司令員蔡會文在突圍中身負重傷，不愿被俘，拼死搏斗，被敵人割斷了脖子。

　　蔡會文是湖南攸縣人，蔡家堪稱當地首富，但他成了“叛逆”，革命從自家開始，開倉分谷，由此帶動了攸縣的農民運動。參加秋收起義后，來到井岡山，迅速成長為優(yōu)秀的紅軍將領。

　　紅軍長征后，他留下來堅持戰(zhàn)斗，極端困苦的環(huán)境下，他與戰(zhàn)士談心，拿自己舉例：我是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不搞革命，完全可以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在家里搞家業(yè)，享清福，可為什么偏偏要鉆進深山吃苦?就是因為我相信共產主義，我要為它的實現奮斗終生?，F在革命并沒有失敗，只是處于低潮，我們決不能喪失信心，不能悲觀失望，更不能動搖叛變……蔡會文犧牲后，他的忠骨至今都未能找到。

　　紅軍將領胡少海也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是縣城人人羨慕的胡家“五少爺”，卻因從小目睹社會不公平、窮人命運悲慘而發(fā)誓要改變中國。

　　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爺”的身份，與朱德里應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親暴怒，登報以五百大洋緝拿“孽子”。胡少海并非不孝順父親，但人的出身和時代都不能選擇，他告訴前來勸說的弟弟：我只能離開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著共產黨去掃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日，紅二十一軍軍長胡少海在前線中彈犧牲，時年32歲。

　　從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不是一個利益集團，而是一個“價值觀集團”：有著共同信仰，共同價值觀。正因為如此，那么多人，在生與死的關頭，在茍且偷生與堅守信仰的抉擇中，甘愿為捍衛(wèi)自己的信仰而放棄寶貴的生命，甘愿成為共產主義的殉道者。

　　得到勝利方始休

　　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看到了陳毅安的信，這位紅軍驍將，寫得一手好字，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學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沒有什么價值；你又說你畢業(yè)后出來當教員，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愛國化，來為國家流血。你不愿你的愛人流血，而要別人去流血，這真是笑話了。你的學生將來他沒有愛人嗎？父母嗎？兄弟嗎？他不是中國人嗎？他就應該去血戰(zhàn)嗎？假若他的愛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國就無可救藥了……你說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這也不錯。但是為了革命而死，為民眾謀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國一定沒有烈士，革命也永遠不能成功?！?/p>

　　這是陳毅安寫給自己的戀人李志強的一封信，這位革命者的邏輯非常清晰：自己不流血，只希望別人去流血，那么，革命永遠不可能成功。

　　沒有人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他們的愛和怕，但他們往往別無選擇。

　　毛澤建，毛澤東的堂妹，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女游擊隊長，寫信總在落款處畫一柄利劍。1928年6月，在一次突圍中，她和丈夫陳芬同時被捕，丈夫的頭被割下來裝在籠子里，掛在耒陽城頭“示眾”三天。毛澤建被同志救出，但敵人很快反撲，她即將臨產，只好藏匿在當地一位農婦家里，生下了兒子。她給他取名“艱生”，以紀念這艱苦歲月。由于孩子的哭聲驚動了民團，毛澤建又一次被逮捕。

　　敵人抓到了毛澤東的堂妹，如獲至寶，但如何威逼利誘，一無所獲。敵人開始動用酷刑，仍然撬不開毛澤建的嘴巴。

　　臨刑前，毛澤建對前來探監(jiān)的陳芬姐姐說：想見見兒子艱生。她不知道：因為沒有奶吃，艱生早已夭折。陳芬的姐姐只能從老鄉(xiāng)家借了一個嬰兒送給她看。毛澤建抱著嬰兒親個沒完，陳芬的姐姐不忍心告訴她真相，只能放聲痛哭。毛澤建就義的時候，只有24歲。

　　勝利，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王爾琢犧牲后，紅軍在寧岡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筆擬就、陳毅手書了一副挽聯：“一哭爾琢，二哭爾琢，爾琢今已矣!留卻重任誰承受？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后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

　　這幅挽聯，寫出了如何告慰犧牲者：得到勝利！

　　那些衣衫襤褸、渾身血污的烈士，沒有活到勝利的一天，沒有趕上評功、授勛、授銜，但他們從此湮沒于歷史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他們的犧牲，不僅讓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卓絕之中取得驚天動地的勝利，更給頹喪萎靡已久的中國注入精神力量，讓渴望擺脫屈辱的中華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禮。

　　用毛澤東的詩性語言，那就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